泊灯

1.

这天天气不算好，先生和我说，往后不种花了。

我跟了先生十年，十年弹指一瞬。十年前我家揭不开锅，我娘为了活命摔在门口，先生看到我，就把我接进来；没多久我娘病死，先生帮我安顿好后事，我给先生磕三个头，算是正式卖身给他。

先生没别的爱好，就是喜欢养花。他养花很厉害，大概是天赋异禀，死花经手也能变活。他原是富家少爷，成年后从家里分出来，左右没事做，开个花店当老板，他负责进货，剩下的事全交给我。先生以前有很多下人，分家后只带走两个，一个是养大他的管家，另一个就是我。大家都说来福果然有福，这话我不爱听，因为我不叫来福，我叫来富。

但我确实有福，我虽然是下人，先生却从不和我以主仆相称。许多主子不爱说话，让下人猜，猜对了得打，猜不对也得打，左右就是要出上一口气；少爷也不爱说话，但他不打，也不让人猜，凡事亲力而为、说一不二。他上午讲不种花，下午店里就清空了。

我跟先生这些年，养花的手艺其实没学多少，我的活大多都落在帮他传话上了。先生不擅长讲话，开口前要思考很久，一般人没那个耐性等着听；但我不一样，我最擅长说话了，我记性也好，多久的事我都不会忘。我还记得小时候先生老挨骂，老爷说他不学好，净交那不三不四的朋友。

我见过那些朋友，领头的梳着中分，戴个圆框眼镜，看着文质彬彬，谁能想到是个混混。他仗着和先生同姓，总来问先生要钱。那时先生还没分家，和老爷住一起，混混大张旗鼓地来，看到老爷还给他鞠躬，颇为礼貌地问一声：“您好吗？”

老爷气不行，先生就在这时出来，给他几个钱，打发他走了。有时混混也会邀请先生去玩，先生都拒绝了，但如果是听戏，先生说不定会同意。

听戏算是先生第二个爱好，但远不如养花。他听戏是有就听听，没有就算了，不过他蛮喜欢一个角儿，一般有这个角儿出场的戏他都会去听。以前先生还请这个角儿来家里唱过几次，后面分家了就不请了，不过有戏还是会去听的。

我不懂戏，不过这角儿唱得是好，我听不懂都觉得好。我也想看戏，但店里不能没人，先生去了，我就得留下。夜里先生回来，见我眼巴巴望着，知道我馋，就说：“下次你去。”

我心里高兴，但不会真去，卖货全靠一张嘴，指望先生是不行的。不过有次摆露天台我去了，听说免费大家都去了，人山人海，直接给我挤到房顶上；我往下一张望，当官的卖力的，连要饭的都来了。

站得高是爽，就是有点废脖子。晚上我回去，先生还没休息，问我：“好看吗？”

我说：“好看！”

我给先生讲当时的场景，模仿台上的动作，观众的反应也重现了。到最后我有些飘飘然，问先生：“我是不是也能演武旦？”

先生点头，我说：“今天看戏，我和那角儿对上眼了。他一直看我，我猜他是想问您怎么没去。”

先生说：“你去就行。”

但下次还是先生去的，不摆露台，我就只能看店。名角儿唱戏大家都去，没什么人光顾花店，好在对面的雇主有时会打雇工，街头偶尔蹿出来一个疯子大声吆喝，光是看着他们，一下午过得也飞快。

2.

花店是租的铺子，花都不种了，铺子肯定也不能再租。我和先生收拾一白天，下午叫了个车回家。先生叫我继续管账，刚拿到账本，那混混就来要钱了。

他拱手：“您好吗？”

他好像就会说这一句，真是有愧于他那副儒雅的打扮。先生从里屋出来，给他几个钱，他再拱拱手，就走了，背挺得笔直，我第一次见到有人能把嗟来之食吃得这么硬气。

不过近来确实不好，想必混混也过得窘迫。这几日偷盗猖獗，雇主家刚遭了贼，丢了相当重要的东西，气得他连夜棒打雇工，鬼哭狼嚎吵得大家不得安宁。我起来时先生已经醒了，正站在窗边向下看；我也顺窗子往外瞧，亮灯的户不少，骂街的推搡的，连要饭的都在看热闹。

先生关了店，许是觉得不保险，连客也不见了。我陪他在家里，账上只出不入，很快就要见底。我每天把账本翻得哗哗响，想从字缝里抠出一点钱来，先生有时也在旁边和我一起翻。我惆怅地叹气：“以后靠什么营生呢？”

念叨地多，先生大概也惆怅了，合上本子进房间去。我以为他要问老爷借钱，结果他换了衣服出来，说是要带我上街转转。街上还是老样子，偶尔闪过几张陌生的面孔；退租的店铺招到了新老板，正进进出出忙着布置。我们从街头走到街尾，大家见了先生都打招呼，见了我也喊一声“来福”。先生和他们摆手，买了点用品，从剩下的钱里掏出几个，叫我舍给附近的乞丐。

都到这时候了，还有心思救济别人。我犹犹豫豫，磨蹭半天才走到对面，这帮要饭的不知多久没洗过澡，身上馊得隔着老远就能闻到。我捂着鼻子给他们发钱，其中一个抱着膀子坐在地上，走到他面前也不动弹，我以为他睡着了，凑近发现他是醒的。

我碰碰他：“给你钱。”

那要饭的抬头，我才注意他一只眼被眼屎糊住，另一只眼半睁半闭地耷拉着。他端起碗，我把钱放进去，半天没听到答话，我怀疑他根本就看不见。

我说：“这是我家先生给的。”

他这才说道：“谢大人。”不晓得哪里发出的声，听起来闷闷的。

我提醒他：“你的眼睛可以擦一擦了。”

他说：“太硬，擦不掉。”

再问就不答了。回去以后我给先生学这段，先生正在喝白水，原本他是喝茶的，好在他喝什么都不挑。他脾气顶好，我这样一直说，他也不嫌烦，任由我发着牢骚。最后我把茶碗一撂，说：“他便是这般反应了。”

先生点头，表示听完了。我过了嘴瘾，只觉口干舌燥，连喝了好几碗都不解渴。晚饭过后我和先生各自回房，不知怎的，特别疲惫，草草收拾一番便睡下了。半梦半醒间听到阵阵哀嚎，我似是被梦魇到，动弹不得，好一会才挣扎着起身，浑身大汗淋漓，胸前已是湿透。我喘口气，下床去窗边，先生果然醒了，剪影落在玻璃上；我望向窗外，却什么都看不到。我把窗子关好，重新躺回床上，心想这下坏了，明天一天都不能出门了。

3.

但先生不清楚我惊醒的事，第二天晌午还问我要不要去听戏。今天是阳月十九，戏班在南边摆台，免费请大家捧场。我们到的时候里外围得水泄不通，我往台上望了望，没找到那个唱戏好听的角儿。

我随手抓住一个检场的：“今儿的武旦怎么换人了？”

那人说：“跑了，说是欠了债，不知道躲哪去了。可惜了，唱那么好。”

我诧异：“名角儿也会欠债？”

那人听罢，立刻压低声音，神秘地说：“所以我怀疑啊，就是得罪权贵了，要不怎么能说没就没了？”

我吓一跳：“没了？”

那人也吓一跳，连忙摆手：“是消息没了，不是人没了，这可不兴听岔啊！我也只是因为有几次当局的让他陪客他不干才这么觉得的，不然以我们这么多年交情，他又不是不知礼数的人，不至于招呼都不打就走了。”

聊了一会，后面喊他去干活，我俩就分开了。走之前他再三叮嘱我千万别往外说，看得出来他一定憋了很久，不然不会对着我这个陌生人大谈特谈。没有名角儿的戏听起来总是差点什么，结束以后我沉浸在伤感之中，直到先生停下给乞丐施钱，我才反应过来雪已经下很大了。

这个时候乞丐也刚听完戏，好多都没回来，只有几个还在墙根下歪着。先生给他们钱，轮到那个看不见的乞丐，他还是老样子，坐在地上，眼睛耷拉着，一腿伸直一腿卷起，碗就放在双腿中间。先生过去，他不动，我碰碰他：“给你钱。”

他和上次一样，闷声说了句：“谢大人。”

我问他：“大家都去看戏，你怎么不去？”

他说：“挡住了。”

我问：“怎么不爬高一点？”

他说：“高处也有人。”

我看他光着脚，就问：“你鞋呢？”

他说：“丢了。”

我又问：“丢哪里了？”

他说：“丢旁边了。”

我抬头看向先生，雪花落在他的肩上，灯光将他的影子拉长。他又掏出一些钱放进碗里，我说：“只有这么多了，省点花。”

雪越下越大，路上先生几度滑倒，我扶他起来，他变得好轻，身上沾满了泥泞的水渍。我说：“先生，天冷了，回去要尽早生火才是。” 

先生闭着眼，好半天才点点头。到家后我着手开始收拾，先生就在堂前坐着，手里拿着一张照片，那是先生念书时的同窗，他们彼此情投意合，可惜后来断了联系，只剩这唯一的一张合影，每逢先生拿起时，我就知道他是心情不好了。

最近确实人心惶惶，唯一不变的只有雇工痛苦的求饶。夜里先生依旧比我早醒，又或许他尚未入睡。第二天我开门清扫，报童喊着“号外号外”，听说是政府那边死了一个官员，先是离奇失踪，十几天后才在郊外找到，发现时已叫野狗吃掉大半个身子；又听说这人给日本人当走狗，死了也是活该。我一边听一边看，每个人的脸色都不尽相同。打扫完我进屋，先生依旧坐在堂前；我们裹紧外衣，只觉雪越下越大，天气冷得可怕。

4.

天太冷的后果就是容易生病。先生白天出门，我本来要跟去，被他叫住了，让我在家好好对账，只带了管家一起，直到傍晚才回来。夜里我被他的干呕声惊醒，才发现他已病到呕血。他这几日借口说胃口不好想喝白水，实际已到了吃不下饭的地步。

我又心惊又心疼，披件衣服就去药店。此时夜还深着，郎中被我从睡梦中揪起来，怨声载道地帮我抓药。回来时却见家门紧闭，门口站了几个人，我摸不清情况，只见他们持枪冲外，赶忙先藏了起来。没一会门开了，管家送出来一个光头，那光头前脚还冲屋里笑，后脚就骂了一句：“他妈了个巴子！”

他招手，一人上前，他问：“另一个呢？” 

那人说：“给他主子买药去了，我们的人在盯，没发现联络人。”

我吓一跳，环顾四周，顿时感觉到处都是看不见的眼睛。我听到光头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：“那就一起抓了。”

说完就走了，那一排人也跟着撤了。我等了半天，见他们没杀回马枪，连滚带爬冲回家里，顾不上给先生冲药，直接跑去他房间说道：“先生，日本人要来了，我们快跑吧！”

先生躺在床上，他已经没力气了，只是重复我的话：“跑吧。”

我把先生背下楼，正门走容易被看到，我就往后院去。先生拍拍我，叫我把他放在堂前，他没力气了，但还是笔直地站着。

他说：“来富，你跑吧。”

我明白先生的意思了，事情走到这一步，已是最坏的结局了。管家接过先生，也催促我快点跑。我知道这是唯一的办法。今晚天气不好，乌云沉沉地压下来，到处都是昏暗一片，唯有我们相望的眼里闪着盈盈的光。

日本人很快来了，进门劈头盖脸地问：“名单在哪！”

先生说：“不知道。”管家也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再问就不说了，先生本就不爱说话，日本人也是知道的。他们把他俩绑起来，扒光了搜身，再把地皮都掀开，能找的全找，能装的全装。先生和管家靠在一起，他们就那样看着。差不多五分钟，一个在二楼搜查的鬼子冲下来喊：“照片！照片不见了！”

照片在我这，外面都是人，我不敢跑，只能紧急躲进密道。但是眼看鬼子就要搜到这，我正左右为难，突然从身后冲出一个人，扒了我的衣裤，又拽掉我的鞋，一股脑套在自己身上。这人身上泛着馊味，眼睛却不再像之前那样耷拉。我悲恸，但不敢大声，只能低低地喊他：

“……方叔！”

他咧嘴笑：“你还记得我，不错，你和你父亲一样，记性都好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两天没见，原来是在这里。”

他很快套完，又将我换身行头，说：“是，我们一早就这般计划了。你且先躲着，一会听到枪响，就抓紧出去往东跑，别回头，一直往东跑，那里有人接应你。”

我控制不住地哭：“迅叔死了，他们杀了他，戳瞎他的眼睛，挖掉他的肠子，还叫野狗啃食他的尸体。他传递了情报，是为国捐躯；可大家不知道，只知道他死了大快人心。我气不过，但我什么都不能做。”

方叔说：“你迅叔不会怪他们的。”

我知道，我只是伤心，我知道黎明前的夜是最暗的，我只是觉得老天太不公平。我想到上次听戏，我在小巷口遇到那名角儿，夜里下了很大的雨，雨滴打得我睁不开眼睛，我们擦肩而过，我只来得及喊一声“吴叔”。他其实听到了，但没有回头，抬手挥了两下，便往风雨中去了。我当时只觉阵阵难受，但还是忍住了；第二天一早我服侍先生起床，见他双目通红、鬓角濡湿，便知往后都没戏可听了。

方叔说：“你晓得你先生只是图方便才说我们是同窗，其实几人中只有我和你吴叔才是他的校友。你迅叔当年和吴叔合租，所以来往得早些；剩下都是巴黎和会后才结识的。念书时我曾戏言‘以后找不到活干就要饭’，你方才叔接话说‘那我就到处流窜’，四一二后我们便按照当年说的做了；刘皓和白言飞念书时就观念不同，到现在关系也不好，我们当时差一条联络线，他俩就商量来个苦肉计。有时候我听你白叔哭嚎都想笑，哈哈，也就你皓叔下得去这个手了。”

他问：“你又是何时知晓这事的？”

我擦干眼泪：“宋叔临行前来找过先生，那时他剃发修行，我一直以为他出家了。他找先生告别，先生送他到城西；没过多久沪淞会战爆发，我便知道他是去救人了。”

方叔说：“他剃发是因为我们笑话他老是找不到女朋友。”

我说：“你们不也都光棍一个？”

他笑：“那不一样，我们是没找。”

我知道他说得是真的，因他此刻目光炯炯，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。二十年前他们还是英姿勃发的大好儿郎，二十年后他们选择撑起民族的脊梁。

我问他：“我们还能再见吗？”

他说：“总会再见一面的。”

头顶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他推我至出口，说：“不必为一时的分离感到痛苦。你若成作家，便将我们写进书里；若成歌者，便谱进曲中。你若想为李迅鸣冤，便告诉世人，我们做正义的事，我们为革命流红色的血，我们绝不怕死。中国会好的，人民也会好的；这一刻没好，下一刻便好了。”

说完便往入口去了，一个鬼子正在掀盖子，被他冲出来一头顶翻。我听到外面声音嘈杂，有人下令喊开枪。我忍着泪，从出口跑出去，那的人都被引到入口去了。我看到白叔在不远处等着，我快步跑过去，问：“皓叔呢？”

他顿了一下，说：“白天碰到鬼子，打了一架，没了。”

我问：“那你接下来怎么办？”

他说：“送你到路口后便返回，外面只剩我了，如果他们追上来，我要想办法拦住。”

我眼下已是难受至极，他却说：“该讲的你方叔都讲了，没必要在此刻多愁善感。你父亲当年为掩护我们而死，如今我们也要这般掩护你。等到了下面见着你父亲，便可以和他交代：你已经到了能够承担家国责任的年纪了。你父子都应该高兴才是。”

到了路口，他停下，叫我继续往东跑。我说不出道别的话，只能一步三回头地看着他的背影。我们走向了相反的路，为的是却共同的目标。我听到身后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我这才晓得先生白天去做了什么。我转过身，眼泪源源不断流出来，热浪席卷着罪恶的人，我看到火舌爬上房顶，有人在大火中挣扎求生，有人在烈焰中从容赴死。我不敢停下脚步，我的眼泪要流干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流这么多眼泪了。

我在天亮前抵达目的地，成功将名单交还给组织。上面问我，其他人呢？我说没了，都没了。他们又问我叫什么，我说我叫李来富，富裕的富；我父亲叫李城深，城春草木深。

他们愣了下，有人站出来问我：“你是李城深的儿子？”

我说是，对方哭起来：“当年就是城深同志掩护的我。”

我说，我知道，说完也哭了。我和他握手，贴面，像家人一样拥抱。这里有比我还小的孩子，大家的脸上都是无畏的神色。现在是1941年12月9日，此时天已经大亮，民国政府刚刚正式对日宣战。我收到这条消息，在刺骨的寒风中擦干眼泪，这是我第无数次擦干眼泪，我也同无数人一样踏上了这条不归路。

5.

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我请辞了党内职务，一路南下回到上海。当年的铺子还在，已经被战火冲击得不成样子，我和原房主过了合同，以后这里就是我的产业。我计划在一楼开书店，二楼开琴行，再雇几个琴师教课；我什么都不会，就在前台对账，看大家进进出出。我喜欢人来人往，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生气，到了这种时候，有生气就是最好的事。

我简单掸了下尘土，在二楼的窗边坐下。我从箱子里翻出照片，是先生临别前交予我的。照片上我父亲模样俊秀，身形笔直，母亲也英姿飒爽，不输男儿郎；但这当中还属先生最最好看。那时大家朝气蓬勃，容光焕发，青年才俊齐聚一堂。我把照片举起来，伸出窗外，他们的眼睛炯炯有神，一眨不眨地望着这片受伤的土地。

有小孩看到我，问：“你在做什么呀？”

我说：“晒太阳喽！”

我举了一会，感觉累了，就把照片放回相框里。我给先生写信，告诉他我与母亲重逢了。一二八事变后我母亲接到抗日密电，遂诈死将我托付给先生；路上意外与宋叔相遇，此时宋叔已加入僧僧侣救援队。1938年宋叔被捕牺牲，我母亲为他祭了一束花，后北上前往沈阳。1945年日本投降，我奉命潜入国民政府，在那我遇到了她。我们母子已有十余年未见，却在那瞬间同时认出对方；我们相互凝望，不敢多言，唯有热泪盈眶。1949年4月，她因游击期间落下病根离世；离世后第八天，内战结束。

我写道：我很遗憾未能与母亲正式相认，但我不后悔这样做，革命走到这一步，万不可因儿女情长失了分寸。且我与母亲互通心意，临终前我亦守在其床前。我们提起她走后之事，我讲我当时懵懂，不晓得何为磕头，您在我脑门拍三下，便算是我磕过了。往后的日子我每每拍脑门，都会想到当年您紧紧抱着我，红着眼眶，手握成拳，任由泪水落在我的肩头。

信的最后我交代：我已与大周、方才两位叔叔会合，他二人于1941年冬被捕，1942年春释放，自那后便一直为宣传共产主义而奔走。我们互相诉说了这些年的经历，皆是长吁短叹；并约好事情办妥后即一同返回上海。怎奈天有不测风云，解放前夕大周叔因民主人士身份遭国民党特务杀害；方才叔则在前往北平的路上突发恶疾，没能赶上第二天的开国大典。

写完后我去院里找了个花盆，把信放花盆里烧了。楼下的小孩玩累了，回家吃饭，我辗转一天，也是有些乏了，衣服没脱地倒头就睡。今天天气不好，一会晴一会阴，但泥土是清新的，未来也是光明的。日子终于回归它该有的平静，这一刻是多么难得。我想起方叔就义前说的话，我知道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，中国要好起来了，人民也要好起来了，不在下一刻，就在这一刻。

Fin.